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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半月談2020年第十八期（半月評論）

    推動內循環暢通的城市化

    吳亮 任峰

    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，關鍵是要進一步提升投資效率，進一步提高生活和消費品質，加快培育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，盡快形成投資和消費的“新池子”。這個“新池子”在哪里？答案就是城市化。

    吸引投資、拉動消費，都市圈和城市群能夠提供最優的載體空間。從全球看，以紐約灣區、舊金山灣區、倫敦都市圈、東京都市圈等為代表的世界級都市圈，已成為所在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樞紐和參與全球競爭的核心。從國內看，長三角、京津冀、粵港澳大灣區、成渝地區四大城市群，已占全國人口總量的36.6%，占全國經濟總量的48.1%，且還在加速吸引優質資本和高端人才。

    新技術革命全面推動城市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的融合，給新投資、新產業、新消費、新就業帶來無窮組合和巨量的增長空間。智能化城市建筑、智能化基礎設施、智能化生態系統、智能化公共服務、智能化治理體系，以及物聯網與“AI城市”融合，使得城市可以以最富效率的組織方式，吸引投資、拉動消費、創造就業，促成國內大循環。

    換言之，進一步推進城市化，推動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，就把握住了暢通內循環的“牛鼻子”。

    城市之于內循環，是動力系統。只有高質量的城市化，提升城市能級，才有可能解決觸發循環、加速循環的動力源泉問題。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往往具有較強的區域經濟優勢和人口承載能力，是各類要素、資源的高度集聚區。集聚之下的碰撞交流，催生變革與創新，產生帶動與輻射，進而成為推動高質量循環的動力。

    城市之于內循環，是重要樞紐。只有高水平城市化，破解城市化不足和過度城市化出現的各種問題，才有可能消解內循環滯阻。當前，我國仍處于城鎮化的關鍵時期，人口流動、資源配置、生活方式甚至價值觀變化都圍繞城市群與都市圈展開，城市的樞紐性特征仍在強化，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。作為各種流通鏈的交匯點，城市樞紐作用發揮越充分，區域內循環網絡運行規模越大，質量、效率越高。

    目前，我國一些大都市圈，城市群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，但在發展質量和內涵上還有很大提升空間，亟待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重新審視城市化發展方向、路徑，確認新的城市價值選擇和營城邏輯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應重點把握以下三個問題：

    第一，推動內循環暢通的城市化，應是開放包容的城市化。新基建、城市更新正帶來巨量的投資機會，但在一些地方，好的投資機會往往優先給國有企業、國有資本，民間資本難以分享新一輪城市化的紅利。要進一步向全社會發出清晰信號：內循環不是“體制內循環”。城市化的進程，應對民營企業、社會資本敞開大門，城市化的紅利，應被所有參與城市化的主體所共享。

    為此，應全面激活“投資動力源”，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，圍繞城市智慧、生態、人文建設，編制新的投資與產業目錄，深化投融資體制機制改革，對各類資本一視同仁，尤其要為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化建設掃清制度障礙，消除市場壁壘，構建合理的城市利益分享和補償機制。

    第二，推動內循環暢通的城市化，應是以人為本的城市化。2010年上海世博會主題道出了城市化的本真：城市，讓生活更美好；10年后的今天，應繼續堅定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，聽取群眾訴求、回應市民關切，讓未來的信心感、生活的安全感和充實的幸福感成為市民普惠共享的公共產品。

    為此，應著力激活“消費動力源”，聚焦疫情發生以來社會經濟運行出現的新變化和民眾新需求，把滿足健康、教育、生態、文化等新剛需作為城市化的重要時代內涵和發展方向，形成需求牽引供給、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。提升城市供給體系對新剛需的適配性，推動生產場景、生活場景、生態場景與消費有機融合。

    第三，推動內循環暢通的城市化，應是給城市松綁放權的城市化。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“秘密”，就在于各城市、縣域的相互競爭，形成不同城市主體生機勃勃的發展力量。但近年來，一些中心城市不斷并區擴權，以聚合更大體量的人口、GDP，從表面上看，城市快速成長，但這種行政化主導的城市化，各類資源被上收到更高級別的行政主體手上，城市自主發展的權利受到侵蝕。

    為此，應著力培育“內生動力源”，積極培育大、中、小不同的城市主體。培育城市主體，與我國都市圈、城市群的發展戰略并不矛盾，反而可全面激活城市活力。可深化推進“省直管市”“省直管縣”的改革，將政府的“放管服”由對人、對企業，擴展到對城市主體，將發展的權利交給城市，將資源配置的主導權交給市場，讓市場充分配置要素資源，讓城市的內生活力充分釋放出來。（作者單位：同濟大學國家現代化研究院）